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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零年，上海。

三月五日，春寒料峭。

位于亚洲大陆东岸，长江三角洲前缘的上海气候并不温和。大东旅馆门前一张旧报纸被西北风吹的高高飘起，在半空中发出簌拉拉地声响。

从门房手里接过钥匙进了二楼房间。蒲素放下藤条箱走到窗前，侧身在窗帘后观察了一会后便拉上窗帘。又回到门口驻足停留了几秒，然后才轻轻拴上插销。

接着他将藤条箱放在床上。脱下了厚厚的阴丹士林布棉袍，肩膀上露出一条牛皮肩挂枪带，两边腋下各塞着一支短枪。

脱下的棉袍被他拿在手里，找准了线脚用力一扯。“刺啦”一声轻响后夹里裂开，散落出十来张大大小小的纸片。他仔细地把那些纸片归拢后又核对了一遍。

上船以后每晚都是和衣而睡。而藤条箱则一直垫在枕边，走到哪都从不离手。

收拾好文件后他坐到床沿弯腰撩起裤腿，将固定在小腿上的另一只瓦尔特P38手枪收起，塞在了枕头位置的床垫下面。

直到此时他才在藤条箱箱口处小心摸索一番打开箱盖。从里面一根钢线上摘下绊索，取出一枚德制M24型手榴弹。

箱子里折叠整齐的衣服上压着一本陕西味经处出刊的《天演论》，卷脚油印处印着——【严复翻译】、【赫胥黎著】。

取出这本线装书后蒲素开始整理箱子里的物品。

带来的东西稍晚一些都要送出去。旅馆人多眼杂，在这边临时落脚不过是下船后的一个必要防护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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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过六点，天色却已似入夜，只是霞飞路上的白炽电灯还没有打开。

风势比下午还大，走出旅馆的蒲素紧了紧风衣束带后竖起了衣领。

此时的他穿着三件套粗花呢西装，外面一件英国风衣。脚下一双皮鞋擦的锃亮，头上戴着一顶呢绒礼帽，手里还拎着一只咖色牛皮公文包，俨然一副洋行买办的派头。

其实蒲素就出生在上海，少年时期就随家人移居了国外。虽然已经离开近20年，却依然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沪语方言，这或许也是组织派他现在来上海的原因之一。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即将见面的联络人关系。

蒲素少时就读法国里昂大学，十几岁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当时学校组织了几个包括“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会“等进步团体。

没多久就在巴黎正式成立了包括旅法、旅德、旅比3个支部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党中央和团中央通知，将”少共“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同时，由已经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由几名早期领导人负责旅欧总支部，其中就有现在代号为“陆豪”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从里昂毕业之后，蒲素已经无心向学。情知以眼下之国情民生，加上日本人虎视眈眈，在腐败的国民政府统治下仅靠实业根本无法救国。

没过多久，通过组织考察的蒲素就直接从法国被派遣到莫斯科“澳斯托兹那雅特工学校”进行学习。

这所学校实际上是苏联秘密机关“契卡”的培训中心。蒲素在那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系统学习，主要训练科目就是政治军事和情报特工技能。

三年后当他从“契卡”结业时并没有被派回国内。因为结业成绩出色，蒲素奉命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驻留在莫斯科中共联络处、负责培训后续从国内选派的党内特工。

之前叛变的特科负责人顾正章同样也在契卡接受过培训。只是在莫斯科的时间很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也仅仅只是接受了政治保卫的相关培训。

顾正章先他一步，蒲素去莫斯科的时候他已经结业回国。只听说这位老同志本领了得，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掌握了不少特工技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深得器重的他开始协助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红队的负责人。

此人叛变以后给我党带来的损失极大。由于其掌握大量我党核心机密，致使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的破坏，多名地下党员遇害。

1935年5月，蒲素在组织派遣下从莫斯科返回国内，准备执行锄奸任务。

只不过还没等他到达，顾正章却已经被国民政府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随后蒲素根据组织安排辗转各个革命根据地，继续开展培训特工人员的工作。

直到这次接受任务潜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