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珊珊和柳雪合力将这位中年妇女放在一张可以推着走的病床上，推着她来到了重症监护室。

刘珊珊进去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仅仅只离开了一个班的时间，重症监护室就变了样。原本显得空间绰绰有余的重症监护室，这会已经满满当当了，狭窄的过道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如果两个人通过的话，必须两人都得侧身才行。

一张标准床位放不下，就放一张陪护病床。陪护病床折叠起来就是一把椅子，放下就是一张床。

刘珊珊在重症监护室走了一圈，发现有的病人竟然在门口的地板上垫了一层泡沫垫，人就躺在泡沫垫上，用来输液的挂钩就粘贴在墙壁上。

几乎是一夜之间，重症监护室已经塞得满满当当，就连下脚都十分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护士负责监护的病人，由原来的6名增加到15名，工作量几乎增加了三倍。

在护士站，钟陀召集值班医生和护士，开了个简短的会议。钟陀说：

“首先，我钟陀给大家说声抱歉，给你们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这是我本人没有料到的，也是现实情况决定的。医学是一项讲求科学讲求严谨的工作，但在目前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在照顾病人这一块，没办法给大家科学地分配工作了。另外，我想说的是，目前我们竭尽所能地增加了不少床位，我想说的是，即使在这样满满当当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还可以增加床位！把我们医生们休息的房间腾出来，也可以多放两张病床。现在各个医院的病床都无法满足需求，病人们既然到我们这里来了，自然是不希望再去别的医院。虽然我们的床位也很有限，但总比病人把时间耽误在路上强。别的医院情况就会比咱这好吗？我看未必。给大家增加了工作负担，我钟某拜托大家，我们多挽回一个病人，就多给一个家庭带来希望。等疫情过后，我请大家吃大餐！拜托大家——”

说完，钟陀规规矩矩向在站的各位医生和护士，深鞠一躬。

刘珊珊的眼眶湿润了。

钟陀已是60多岁的人了，平时在医科大学当教授，每周在医院上两个半天的班，还要给病人做手术，既要搞科研，又要搞临床，还要搞行政，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忙碌的了。尽管大家私底下对目前的工作都有点怨言，但是，当钟陀说出这番有情有义的话之后，大伙内心的那点堵塞疏通了，那点小情绪不见了。

钟陀这样做为了什么呢？

很显然，不是为了他自己。

刘珊珊觉得，在医护这个行业，只要有一个像钟陀这样的人存在，整个行业就会多一盏指路明灯，就会多一点希望。

在钟陀的带动下，医生们不坐了，护士们也不坐了，把椅子全部给病人。最后连椅子都没了，病人就躺在站着看病的医生旁边。

这些吃上药、打上针、吸上氧的病人，都会变得很安静，与他们在医院门诊大门口争抢、哄闹的情况判若两人。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有了一张病床，不，或者说有了一张椅子，就意味着有了希望，有了生还的希望。比起那些没有被救治的人来说，他们是幸运的。

对于这些病人来说，氧气变得比金子还贵重。重症监护室最多的时候，只有30多个氧气罐，每个氧气罐只能供给一个人吸氧。其他病人只能靠医院制氧中心通过管道来供氧，氧流量只有1升每分，但有些病情较重的病人需要高流量吸氧，至少是35升每分，管道里稀薄的氧气根本无法缓解症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珊珊常常守候在医院制氧中心的门口，只要一有氧气出来，她马上放上推车推走。此时此刻，虽然其他科室也需要氧气，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