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组织当然有枪，而且有许多枪，他们为了在上海搞武装暴动，囤积了许多枪支弹药，大都是步枪和手枪，还有一些手榴弹。

但现在还处在大搜捕的阴影之中，联系地下党组织有一定的难度。

董先生去了一个紧急无人联络点，留下求助信息，要求对方提供步枪和手榴弹，最好能有一辆车，而且言明用后就会销毁。

留下信息后，董先生就回去了，接下来只有在家里坐等消息。

宁馨儿被释放后，日本人对军火失窃案的追究自然也就无疾而终，所谓中日联手反共抗共的协作也就没有了下文。

戴笠依然留在上海，他现在的主要精力已经不是清查路鸣了，而是在清理地下党上海市工委这桩案子，看看能不能再挖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案子毕竟是他带人破获的，他当然也得给这个案子做一个终结，可惜除了侯亮叛变，几个基层领导人招供外，上海市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全都扛住了酷刑，没有招供。

市工委几个主要领导都是外地来的，在上海没有家人，也查不出他们的原籍在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所以对付侯亮的那一套不适用了。

“长官，干脆把他们都枪毙了算了，这些人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顽固不化。”翁百龄气急败坏地对戴笠说道。

这些天，翁百龄一直在主持审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上了，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整天看着血肉横飞、听着惨叫不绝，再邪恶的人心里也会产生阴影，翁百龄这几天睡觉时经常做噩梦，不断被幽冥和凄厉的哭叫声惊醒。

其实用酷刑折磨人并不是一件快慰的事，在折磨人的同时，自己也在忍受着折磨。

翁百龄总感觉一个人睡不着觉，每天都得有宋含玉陪着，倒不是想发泄，而是恐惧和孤单正在侵袭着他的灵魂。

戴笠没有说话，他已经把在上海抓捕共党的情况上报给了委座，等候指示，没有委座的命令，他也不能随意枪杀犯人，尤其是地下党的重要人物。

“先关着吧，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治疗，饮食也要好一些，不能让他们死掉。”戴笠想了一下说道。

“长官，养着他们也是浪费食物，依卑职看来，在他们身上根本榨不出任何油水。”翁百龄说道。

翁百龄急于摆脱这个案子，摆脱这噩梦般的日子，他在心里发誓，以后再有案子，他绝对不会踏入刑讯室一步，这些脏活还是留给别人干吧。

戴笠稳坐楼上调度指挥、把控全局，翁百龄为了能得到一些口供，以表示自己的效忠，这些脏活自然只能他自己干了。

戴笠同样也想摆脱这个案子，好早日回到南京，他待在上海感到浑身难受，诸事不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觉得上海的局势变幻莫测，时常令他心惊肉跳。

路鸣在三天内逼迫日本人无条件放人，而且就绑架事件道歉，还在十天内让上海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这一系列神操作，再一次让戴笠感受到英美列强的霸权，以及我行我素的上海大佬们对政府敷衍了事的态度。

奇怪的是，路鸣却能把众多看得见的和摸不着的势力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特殊的能量。

这种能量让人感到一种恐惧，戴笠唯恐路鸣对他的反追查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查到真相，那样的话他只有在南京才能找到一点安全感。

“路长官最近在忙什么？”戴笠神思漫游，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不知道。”

翁百龄脱口而出，然后马上想到自己还负有监视路鸣的任务，可是最近他被这桩案子搞得焦头烂额，已经把监视路鸣的任务忘到了九霄云外。

在被路鸣打了一拳之后，他感到自己在上海站丢尽了脸面，在派谁盯梢路鸣的问题上也有了心理障碍。

往深处讲，翁百龄对戴笠也有了恨意，他是被打的人竟然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路鸣是打人的人却一点事也没有，这是他奶奶的什么道理啊。

但是这种念头只能深埋在心中，不能有半点流露，戴笠是什么人，手段有多么狠毒，翁百龄心里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