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果然是当之无愧的“三大件”，不单单是贵，还得办不少的手续，比后世买小汽车也是不逞多让了。

先得拿着购车发票去公安局上车牌，因为现在的车少，办理汽车和自行车牌照都是同一部门，收费的印章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成本的原因，汽车牌照收费两块，自行车牌照收费是一毛五。

上车牌的同时还要办个自行车执照，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和三角架上还要用铁锤砸上“钢印”，车牌号、执照号和钢印号都是同一组数字，每一个自行车牌编号在京城都是唯一的。

这样就算是合法上路了，不过今后还得每年过来验一次车牌，一旦过期就得缴纳滞纳金。

不光如此，还得去税务局交税，嗯，买自行车得交税，而且是年税。

一年两块四，有专门的自行车完税证，会盖一個税务章。

等回到首都饭店，他还得再办一个存车证呢。

杨谚自然是不会和李祝到处奔波的，出门即分手，呸，渣男。

李祝递给杨谚一份儿桃酥，两人在岔路分别，只是杨谚还不能坦然的享受难得的假期，因为这周日正巧轮到他义务劳动。

“义务劳动”在后世是人们熟悉的一个名词，但在现在却是到处可见的社会现象。

国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广泛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再加上前文所讲过的“一边倒”，十月革命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自然被效仿。

因为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单休制度，周一到周六都得工作，所以义务劳动日就挪到了周日。

学生、工人、编制人员都会参与进来，等到五七年，最高级甚至有一个专门要求干部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去劳动的指示，五八年，连教员也去了十三陵水库去铲土。

等到建造“十大建筑”的时候，堪称义务劳动的高峰，单一个大会堂，参加施工的人数平均每天1.4万人，最高时人数曾达到3.5万人，其中有不计其数的人来参加义务劳动的，他们中有市民、学生还有各行各业群众，甚至有从前门东车站刚下火车的外地旅客。

这是一个不同于后世的年代，国家新生的喜悦迸发在每个人的心怀，每个人都恨不能让她更好，更好。

为什么？因为她是我的！

杨谚是以学生的身份参加劳动的，他们学校每周都会出两个班义务劳动，一般就是扫扫大街，捡捡垃圾。

如果工人就会去修缮工厂，整理内部卫生之类的，津门王串场给工人建新房的时候，就动员了职工和家属组织了起来进行义务劳动。

至于大学生则不单单会以周为单位进行劳动，每学期还会组织去附近的农村、工厂或街道。

杨谚回了辛寺街，把桃酥给了杨老爹，把布也放到了四哥家里，又在家拿了扫把，这才赶到学校集合。

“嘿，杨谚。”

何雨水正巧也刚到校门口，看见杨谚还特意等了他两步。

俩人虽然在一个院住，又在同一个学校上课，但从来没有同行过，甚至一周也见不了几面。

“啊，今天和我们班一起的是你们班啊。”杨谚有些惊讶，没想到这次劳动的正好是他们俩个班。

“嗯，而且听说这一次高中不出人，下周初中不出人。”女生似乎不管年纪多大，消息都要比男生要灵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