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时举对田贲和徐步长存了一分小心，是派系之争的结果。

在南宋中后期，由儒学衍生出来的派系斗争极为激烈；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嫌隙，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领袖人物都如此，更何况他们的追随者。

当年朱熹来天台任职，与徐大受就交流过“理”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徐大受幼时家贫，放过牛、砍过柴、受过苦，所以意志极为坚定，坚持本心，认定心即理，修心才是根本；但他也无法否认朱熹的“天理”论。

也就是在此时，潘时举对朱学产生了兴趣，在征得启蒙恩师徐大受的同意后，他再拜朱熹为师，学习朱学的理论思想。

当然，此举也被不知内情的徐步长所不能理解，导致俩人的关系渐渐有所疏远。

若不是因为裘始才，门户不同的三人，也不可能会坐到一张茶几面前。

思索了一会，潘时举才谨慎的说道：“蒲江高家是世家，根底深厚，高老太公六子，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和魏了翁五人俱中进士，在朝在野互为应援，所以，高允绩并不怕史相公为难。”

“再说了，高允绩所言也是为国之言；既然朝庭已经承认‘庆元党禁’是失措之举，又赐我恩师谥号为‘文’，那么起复因党禁而被夺官的老臣也是应当。”

徐步长这时插言道：“高家势大，便是史相公这般一手遮天的人物，也要退让半步，这朝廷之乱可想而知！”

田贲和潘时举对徐步长所言都默然；

俩人都知道魏了翁的族弟魏文翁与陆学对着干，在陆氏之学风行之际，向四川提举司谏议不以陆学观点为开科取士的准则，从而教陆门弟子极为痛恨。

徐步长这句话，多少有些发泄对魏文翁不满之意。

田贲见徐步长攻击自己这一系，就尴尬的一笑，劝解道：“山长，其实在现今权相史氏把政的情况下，我等都应放弃各自学派之间的分歧，力助陛下恢复君权才是根本。”

徐步长不以为意地说道：“田兄，不厘清道义正统，去了一个史弥远，还会再来一个秦弥远或是蔡弥远！”

潘时举知道这位曾经的学兄性子犟，一旦心中有了疙瘩，很难解开；

便含混的说道：“大家虽各自派系不同，但究其理还是儒家之说，只是各有侧重；待到将来，总会是殊归同途---”

徐步长从鼻子里轻哼了一声，显然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因为自朱熹写了《曹立之墓表》始，陆学与朱学就不再是分歧那么简单了；

说起来这位曹立之本来是陆九渊的高徒，后转投朱熹；他不幸去世后，朱熹引用了他本人的一段话，隐晦地批评陆学追求顿悟是不正确的，让陆门和朱门相互间生出矛盾；

朱熹其后又为陆学扣上“诐淫邪道”“空腹高心”“妄自尊大”“蔑弃礼法”等几个大帽子，又加重了双方的仇恨。

如果不是出现了“庆元党禁”，朱陆两门怕是不仅要在学术上进行口水战，在政事上也会成为敌人。

但是“庆元党禁”却没有让儒学各门派，放弃对他者的批判；在被朝廷打压之际，朱陆两门以及叶适的永嘉学派的弟子们为维护师门，仍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

潘时举身为朱门的中坚，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对徐步长的态度并不感到奇怪。

现在，既然胡言已经不被他们认为是对手，这茶再喝下去便有些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