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历史和考古研究工作者坚信这些古老图案与苯教崇拜有密切联系的是，在阿里地区其他一些地方的岩画上，赫然出现最原始的雍仲苯教卍字符号。英国藏学专家桑木旦·噶尔梅博士认为，苯教崇拜中，宇宙的中心魏摩隆仁，其标志是九级雍仲山，山顶为一块水晶巨石称为坛城，卍字符号即是雍仲山外观的变形。而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雍仲符号来自古老北方萨满教太阳崇拜的影响，在日土日姆栋地区的早期岩画中，曾出现了4个鸟首人身的形象围绕着一个雍仲苯教卍字符号舞蹈，周围还刻有3条小鱼，在这些形象下方还有10个陶罐，形成一横排，罐的左侧有两个骑在羊背上、服色特殊的人形，最下方则为一大群用来作为祭祀牺牲的羊群。根据内贝斯基在《西藏的神灵与鬼怪》中的论述，那两个骑着羊上、手持长杆、头戴圆帽或异形面具的人，就是被称为“Gshen”的早期苯教巫师。

“在苯教鼻祖辛绕米沃以前，象雄曾经存在许多种类的原始苯教，即赞苯、魔苯等，虽然统称其为苯，但实际上都是些非常原始的信仰及其仪式。”才让太告诉本刊记者，今日历史学家们所谈论研究的苯教，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出生在魏摩隆仁地方（冈仁波齐峰）附近的古象雄王子辛饶米沃以原始苯教信仰体系为基础创立的雍仲苯教。1世纪左右，苯教沿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入吐蕃，苯教经典中，曾宣称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是作为天界雅拉达珠神的后裔赤敦凑的儿子下凡人间的，聂赤从象雄迎请了苯教大师南喀囊巴多坚在吐蕃传教，而紧随其后继位的吐蕃第二代赞普穆赤，也曾从象雄邀请百名以上苯教高僧前往吐蕃传教，在前后藏修建37处苯教道场，到第八代赞普直贡时，每位赞普身边都有一名称为“古辛”的苯教高僧，处理宗教祭祀事务，头巾插有鹰翎，身着白猞猁或者狼皮袄，并有虎豹皮毛装饰，在宫殿中独自坐在赞普的右边，在其未发言之前，赞普不得发布命令，处理政务，贵族与王室成员争先修建称为“赛康”的苯教神殿，这一段繁盛的历史，被称为苯教的“前弘期”，苯教与吐蕃王权高度结合。这种结合被苯教史家称为“王辛同治”。

然而苯教在达到至尊繁荣的顶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改变了一切。直贡赞普时期，吐蕃大臣与古辛之间的矛盾因权力斗争而愈演愈烈，史书记载，一位名叫赞协美拉的吐蕃大臣，曾向赞普进言：“如果帽子过重，身体会撑不住的，如果美味佳肴吃过头，会反胃的，如果苯波（苯教徒）地位过高，会篡夺赞普的王位的。”来自吐蕃贵族大臣的压力，迫使直贡采纳其建议，宣布除从事拉本议事的四种祭祀等继续为王室直接服务的少数教徒外，其余苯教教徒都必须离开吐蕃，苯教史上称为“第一次法难”。直贡逝世后，苯教在吐蕃迎来了短暂的再次兴盛，史称“中弘期”。然而，另一种来自印度的宗教——佛教，随着莲花生大师被迎请到吐蕃而日渐繁盛。在赤松赞普时期，两教举行了经文辩论，苯教失败，自此在斗争冲突中处于下风。8世纪初，赞普赤热巴巾更是拥佛抑苯，许多苯教教徒被迫改宗佛教或迁出吐蕃腹地，史称“第二次法难”。9世纪，苯教在经历了达玛赞普统治期间短暂的“后弘期”后，再次遭到打击，世系五大喇嘛家族穆氏、辛氏、竹氏、芭氏和枚氏被迫流亡迁徙至后藏地区传教，大部分苯教寺庙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自此，再也无力在西藏的中心地区恢复往日的兴盛局面。

“按照传统的藏传佛教史记载，佛教第一次试图传入吐蕃是松赞干布的高祖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但是，从苯教史料来看，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年代比这还要早得多。”才让太教授告诉我们，根据苯教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茨程坚赞的《雍仲苯教志琦珠项饰》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七赤天王中最末一位桑赤赞普时期，佛教曾经试图北传吐蕃的历史事实：在佛祖释迦牟尼时期未曾教化的魔王阿蒙曲波被驱逐到巨大的黑暗之中，因为他前世造孽和恶发邪愿之因，来到古天竺边境，身披人皮，手持金刚杵和法铃，蛊惑人心，游说雍仲苯教是谎言，故众生应信佛。说他有成佛之法，如想成佛，必须拜他为师。然后将拜他为师的弟子们杀死并食之，将人皮和衣物藏匿于洞窟后说这些人已经成佛，远离尘世而去，而神子丹巴多噶尔则被加持为苯教始祖辛饶米沃的化身，最终托生为释迦牟尼，降服了阿蒙曲波。虽然这个故事已经因为藏传佛教兴盛后，一代代民间传说的加工而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故事的核心——桑赤赞普时期，佛教曾经试图北传吐蕃，但因遭到苯教徒的抵制而未能如愿——却是非常明显的。

9世纪后，在佛教在西藏地区取得统治性地位的“后弘期”，随着吐蕃王室对于佛教的尊崇和强力推行，许多苯教寺院被匆忙改为佛教崇拜，僧人也纷纷改宗。在普兰县，拥有20名僧众的科迦寺是一所隶属藏传佛教萨迦派，拥有将近1100年的历史的寺院。寺管会主任洛桑在2000年主持寺庙维修时，被拉萨请来的工匠告知，寺庙的实际建筑空间面积与测量面积出入极大，一些墙壁的厚度异乎寻常。在僧侣和工匠的不懈探查后，终于在大殿二楼东面发现了一条不为人知的封闭走廊，而在走廊的下面一道历史久远的夹墙，里面隐藏着4尊坐北朝南的泥塑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