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这是中国百姓普遍信奉的道理，但是以前这个读书，指的就是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现在朝廷给万千学子增加了一个选择，你可以读四书五经，也可以读各类杂书。

是的，此时的读书人认为，四书五经以外的书，统一命名为杂书。

以现代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学生，都只学四书五经这类书，简直是愚蠢至极，是一种病态，可中国自从开始实行科举考试以后，学生确实如此，这就是封建王朝的历史局限性。

不改变这种历史局限性，国家永远不会真正变强。

原本中国历史上直到民国，依然没有重视理工科类教育，那些受人崇尚的所谓民国大师，大多是文科类学者，理工科类学者不仅稀少，且大多默默无名。

在那个国家民族饱受欺压的时代，社会主流却争相吹捧那些所谓的大师，真心不解那些大师为国家民族做了多少贡献。

这是一种悲哀，是封建社会历史局限性的延续。

天启皇帝半是用皇权强势，半是用利益推动了此次大明教育改革，创办了这么多部办学院，如果他要是想另外成立一个教育部，把这些学院纳入教育部管辖，这件事多半办不成。

首先礼部会反对，教育、考试这些事情属于礼部的职权范围，你把他们的职权分出去，他们肯定要反对。

其它各部因为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也不愿推动。

在大明朝，并不是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就算现在的天启皇帝基本掌控了朝政，也办不到。

只有照顾了大家的利益，大家才会愿意跟你一起干。

实际上现在的大明，朝廷这个中央政府，并不是中央集权政府，对下面地方掌控力并不强，这是有客观原因的。

因为交通、通讯的极度不发达，从北京到两广、云贵等边远地区要走一两个月，就算是八百里急报，也要十天半个月。

这种情况，朝廷怎么随时掌握地方？

那些地方官员、地方势力，只要不造反，不闹出大事情，朝廷根本不知道地方上的具体情况，所以才会有“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一说。

新成立的十三所学院，不是全部放在北京，虽然现在的学院占地和建筑规模不太大，但一下子在京师建这么多学院还是有难度的，要搁在后世，这么多学校，都可以搞一个大学城了。

最后皇帝和大臣们一起商量，把民政学院放在济南，刑事学院和建筑工程学院放在南京，农业水利学院放在武汉，工业学院放在苏州，海军学院放在天津。

其它的学院都放在北京。

就算是这样，一下子在北京建七所学院，城里也很难找到可以建设校舍的地皮。

皇帝建议把所有的学院都建在城外，在城郊找地方，尽量把这些学院聚集在一起，他是要模仿后世的大学城。

大臣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建在一起还能方便管理，于是按照这个设想，在京城西北方划出一片区域，建这七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