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伟大的幅军起义被我们的军队镇压的差不多的时候，突然两湖地区和黔桂地区的奏折快马加鞭的就到了。我本来以为两湖地区以及黔桂来的奏折有绝大一部分都是报告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情况如何如何，所以一点心理准备也没做。打开一看，上面的奏折用了几个大字写：“湖南黔桂一带地域苗民反叛。”我顿时惊了，什么东西！刚刚幅军平下去了，这个苗民又起义了，一天天的什么也不干，就光起义和反叛去了。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苗民的总体是苗族，那么苗族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这也就得上溯到南宋时期开始用官职来笼络各族首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土官都受到封赏，后来成为大大小小的土司。其实这苗族同胞们在唐宋时期其实就是给中央政府耕种纳租的，而到了元、明时期，苗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已相当发达。明朝中央政府于弘治十五年（1502）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开始派遣流官。苗族地区地主制度的兴起，又使以领主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土司政权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对土司的限权，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但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被封建王朝统称为“生界”。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所以苗族的总体生产力是处于一个滞后的状态，加上苗族在上古时期多以养蛊和巫术为主，十分信奉这些习俗，所以导致了他们处于一种未开化的时期，没有接受到中原地区的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但肯定的是，苗族的一些文化习俗是落后愚昧的，所以，他们是处于夷的一种情况下。
而到了清世宗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以后，对封建领主的瓦解和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伤亡，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乾隆年间，湘西已出现拥有一二千石谷子的大地主，至嘉庆年间，已出现了七八千石谷子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制到这时才基本上消亡。苗民替人耕种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在两湖和黔桂地区的官僚和地方财主以极度的剥削来苗族人民来达到自己的贪婪奢欲，贫困至极的贵州农民，往往流离失所，生活陷入绝境。使得许多村镇群众“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种种社会矛盾的交织与激化，势必将乾、嘉以后尚未完全熄灭的斗争余烬点燃，引发一场空前的起义风暴。
而且这个时候的苗民起义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那就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苗民起义，也是延续了乾嘉两朝才被平定下去的，波及范围广，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斗争精神代代传承了下去。随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第二次在四五十年后独山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苗民起义，三月，杨元保在独山率众起义，义军一度发展到数千人，曾聚众攻打独山县城。这场起义虽在清军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杨元保也壮烈牺牲，但却揭开了道光年间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同年八月，由舒裁缝、杨龙喜领导的黔北农民起义爆发，义军不仅先后攻占九坝、桐梓、仁怀等地，还建立了“江汉政权”。这支义军在坚持斗争8个月后，被黔、川清军联合镇压下去。
而且不仅如此，这个苗民的起义带动了另一个起义部队叫号军，又称为教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传入贵州后组织起来的队伍，因成员以头巾为号，故被称为号军。号军是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中声势最大的一支，按头巾颜色不同，又有红、白、黄、青等号军之别。红号军首领徐廷杰、梅继鼎三月率众起义，活动区域主要在黔东北一带，曾先后占领铜仁等多座县城，一度攻入湘西，并联合苗族起义军共同作战。队伍几起几伏，一直坚持斗争，而且何冠一的白号军举事，长期转战于黔东、黔东南地区。这支队伍奉灯花教主刘义顺为首领，曾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以朱明月为秦王，之下设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等职官，刻印铸钱。白号军一度攻占多个府、县，曾与红、黄号军联合作战，声势最大时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也是声势浩大。与红号军合兵一处，继续在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中进行反叛。而且不仅如此，号军的势力正在不断的壮大，各地都有人不断的响应。
黄号军同样奉刘义顺为教主，于思南、黄平一带举事，主要转战于瓮安、黄平、施秉、余庆一线。这支队伍占领思南县乌江东岸的荆竹园后，将该处作为起义根据地。荆竹园根据地驻有义军万余人，建有营房2000余间，堡垒20余座。清军多次对荆竹园发起进攻，皆折戟而返。次年，清军在席宝田率领下，凭借洋枪洋炮开路，对荆竹园大举进攻。义军将士英勇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起义遭到失败。另一支由何得胜领导的黄号军，曾与苗族曾广依部及潘明杰领导的起义军联合战斗，数次围攻省城贵阳。还有一部就是青号军，可惜的是他们在转战四川之时就已经被消灭完了。青号军原活动于四川境内，进入贵州习水桑木桠，之后两次攻打仁怀县城，杀死仁怀知县马钧，后在清军的分化瓦解下失败。
而在这个时候起义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就是张秀眉所带领的苗民起义，4月，张秀眉在台拱厅掌梅里率领苗族劳苦大众起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一举攻占台拱厅城，短短1年多时间里，纵横七八百里，相继占领丹江、凯里、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镇远各县。起义军不仅建立起农民政权，以张秀眉为大元帅，还颁发印信，委任官吏。在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过上了一段没有压迫剥削、没有苛捐杂税的平静生活。在张秀眉的带领下，这些苗民开始了反抗当地官府的管理从而发生暴动，从抢劫官府银库和杀死杀伤官兵五百余众，简直是无法无天的存在了。而且虽然我的政策是农民和各族人民都不用缴纳粮食税，普免天下钱粮已经算来有五年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应该已经富裕起来了，官僚体系也没有怎么扩张并且在各地进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一系列冗官冗员全部下岗查办，他们还反就是没天理了。随后，当地官府认为他们虽然是少数民族在我国的政策保护之下，但这么挑衅是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所以上书朝廷请求平叛。我一看到这些苗民嚣张到这种地步，立刻命令云南、广西、贵州当地的军队全部动员起来进入贵州地带平叛，把偷降的苗民全部安置起来，绝对不能滥杀俘虏。
紧接着又调了湘军进入贵州地区进行平叛，尽管义军英勇作战，曾取得黄飘大捷等辉煌胜利，但在众寡悬殊情况下，最后遭到失败。张秀眉、杨大六等起义将领被俘后惨遭自己人的杀害。其他几支苗族起义军分别为：活跃于黔西北由陶新春领导的苗族起义军；转战于黔西与黔西南一带由岩大五领导的义军；以贵定、贵阳一线为主要活动区，由潘明杰领导的起义军。这些苗族起义军都战斗了很长时间，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予重创。当我们的军队遭受到了重创以后是十分蒙的状态下，因为他们不知道苗民如此能征善战，所以曾国藩一声令下：“太平军一部、捻军大部进入贵州协助平叛。”，在太平军和捻军的帮助下，我们的军队慢慢的收入了一些地方，但也付出了血一般的代价，军费是蹭蹭的往上涨，户部和兵部是压也压不下来，全国三分之一的产业全部进入到了停滞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叛乱，打乱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而且不仅苗民起义了，回民也开始出来闹事了。回族起义军在张凌翔、马河图的率领下于11月在盘县揭竿而起。参加起义的除回族外，还有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等各族群众。起义队伍与太平军及云南回族起义军相互配合，3年奋战中，先后攻克兴义、册亨、贞丰、安南、普安、盘县等10余座县城。其间曾创建回民根据地，成立农民政权。并且回民的起义又引发了另外一个民族的起义那就是—侗族。侗族起义军的领袖姜映芳系天柱县人，次年5月领导侗族群众在天柱执营起义，以“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你莫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来分田”为口号，深受贫苦群众拥护。起义军曾建立了九龙山根据地，推姜映芳为“定平王”。经过几年奋战，先后占领天柱、锦屏、青溪、邛水广大地区，声势波及到湖南境内的侗族地区。侗族起义军战斗失利，姜映芳不幸被俘牺牲，起义失败。这个时候他们的口号就是提出要土地吗？我也很纳闷，我不是颁布了土地改革的政令了吗？怎么还要土地呢？一细查之下才知道他们的内部土地兼并和割据混战严重，苦的全部都是那些替人耕种的农民，他们得不到自己的土地，所以才慢慢的积聚怒气最终爆发了一轮轮的大规模起义。我也很无奈和心力交瘁，为了稳定政局也是为了天下黎庶，我也是把一条老命全部扑在地图上面了。
布依族、水族起义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布依族起义初期以镇宁扁担山等地为主要活动区，以后逐渐扩大到安顺、永宁等地，先后有镇宁曾三浪、廖天源、叶桂林、吴白莲、伍里发、卢阿代、黄金印等领导的多支起义队伍。各支布依族起义军规模虽然都不甚大，却坚持斗争。水族起义军领袖为潘新简、吴邦吉，二人都系荔波九阡人。起义爆发后，当地汉族、布依族群众纷纷参加。起义军曾四次攻打荔波县城，并曾与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创立起义根据地，建立政权，结果在清军镇压下失败。在西南的各族起义使得我们的全国上下政局动荡，还有人四处散发谣言说：“大清国快亡了。”这种消极言论，但是我们的学生和市民阶层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一定能够战胜所有的艰险，带着他们走向辉煌的明天。
当我们看到了苗民和各族少数民族的逐渐衰落之时，找到了破解之法。立刻命令大军压境四处剿灭叛军和招安叛军和俘虏，最后我们的军队攻占施洞口及台拱，进逼都江、八寨、麻哈。丹江、凯里失守。古州、下坡、荔波三地的叛军全部剿灭稳定了西南局势，并且我经此一役表示得到很大的教训，慢慢的把西南地区的官僚和政府慢慢裁撤，直到裁撤完毕。让当地土司自己管理，只要不反叛和不搞独立，其他的随便他们。并且深入土地改革，保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耕种地，土司不得以一切要求农民归还自己的土地，也绝对不容许土地兼并和拥兵自重的行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