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就是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基层自治。

在古代，本来就是皇权不下县，朝廷对于县城之外的广阔乡村，基本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态度，大多数时候是当地的宗族士绅用乡规民约处理日常事务。

只要能按时完成国家交予的赋税徭役等任务，不发生恶劣案件，地方官员极少下基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是哪个朝代，国家的正式官员数量非常有限，就算史书上记载以“冗员”着称的宋朝，其官员总数才不过数万。

其中不少还是没有实权的恩荫和虚官，真要是具体到某个县上，正式编制少的可怜，不超一手之数。

加之通讯不畅，很多时候朝廷的政策根本下达不到基层。

面对天灾时，朝廷拨付的钱粮经过层层盘剥，到百姓手中更是少的可怜。

如今大唐立国不过九年，百姓官员也算纯良，社会整体比较安和，统治成本和难度也不算太大。

但要具体说对基层有多大的掌控，也只能说是皮毛。

而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就能较好解决这一阵痛问题。

它可以将以往宗族士绅管理权进行限制和正规化。

其宗族士绅原本的管理权改变不大，但是有了国家层面的限制缰绳，可以有效抑制基层管理中权力的滥用，也是对重建基层自治有效的推动。

要知秦汉时代，基层社会管理也很严格细密，比如秦朝的“里”组织。

有里正、里老、田典、街卒等职务，其职务的任命，需要乡官夫报给县里，然后县丞审核，再有县尉进行正式任命。

到了汉朝，基层自治为“亭”，包括亭长、校长、求盗、发弩等，这些也都是官府派任的。

这些组织对于基层的信息掌控达到了惊人程度，失误率极低，但也导致成本极高，危险度极高。

基层自治人员犯了小失误就是大罪，动则砍头，这就是为什么陈胜吴广要起义，刘邦要起义。

对于基层管理者的太过于苛刻，导致最后引发大的反弹。

汉朝灭亡后，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太平日子不多，基层管理自治自然松弛，一直没有恢复到秦汉那种细致程度。

而后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大智慧，用大毅力重建基层自治，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政策就是“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

隋朝建立之初，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就是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和对劳动力控制急剧下降。

于是在隋开皇五年，正式实行“大索貌阅”，责令州县地方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当面与户籍簿核实。

并规定，如户口不实，里正、党正流配远方，奖励百姓互相检举。

而经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新增四十万人查实为壮丁，一百六十万人新编入户籍。

而“输籍定样”又叫“输籍法”，是隋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

开皇五年，隋文帝采纳高颎建议，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高低，重新规定应纳税额，以防止人民逃税和抑制豪地主占有劳动人口，造成税负不合理现象。

通过推行“输籍法”，使大量的不承担国家赋役的隐匿人口，从豪强家中分离出来，成为编户，增加了劳役和税收。

但可惜的是隋末大乱，这一制度再度废弛，唐朝建立以后，李渊虽然能力也很强，但是性格上偏软，没有严肃法令，没有像隋文帝一般进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

因而百姓逃逸，漏登户籍者极多，加之武德年间天下困苦，战争连绵，更没功夫去做这耗费钱财的事情。

而历史上，整个唐朝时期也是奇怪，就连李世民也未曾进行严格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

唯一做出点成绩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曾让宇文荣进行括户行动，但力度远逊于隋朝。

但即便如此，天宝年间人口也是大唐最高峰，八百九十万户。

但实际上，还是有约四分之一人口被隐匿。

这表明，哪怕是大唐最强盛的时期，也不能对地方州县进行强有力控制，何况现在呢？

如今大唐在册人口不过二百余万户，人口不到千万，与隋朝相比少了三千多万人，这是很不正常的。

就算是战争，也不会损失如此多人口，所以一定是有大量人口还在隐匿。

而如今，李长河和李世民就是要沿袭隋法，并将其进一步制度化，目的是以后日子中将隐匿的人口再次登记造册。

因为广大百姓人民才是江山，才是未来，才是一切生产力的根源。

立足于百姓，何事不成？

所以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必定施行，而在粮食方面的统购统销，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集体合作社。

发动广大百姓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

这样的话土地会从分散到集合，然后用最优种植技术，可以提升产量，且为将来的那个计划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