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智说得不错，无论冉明还是冉闵，他们都极力避免打内战。

当然，最重要的是，冉明和冉闵父子都想看看，冉智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

如果他真的只图享受，或者是胡作非为，就算拼着打内战，冉闵也不会容下冉智一天。然而，冉智目前的表现还算不错。

他首先改变了刚刚篡位时期的血腥统治，威立够了，就改成施恩。

因为知道冉闵和冉明的想法，所以冉智才敢放手施为，三年，冉明跟他立的君子之约只有三年，如果他不能带领魏国走向繁荣富强，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冉明就会取代他，执掌这个江山。

冉智迫不及待的想要表现自己了。只要他做得更好，魏国比以前更强，他才能坐稳这个江山。

冉智在十一月下旬，颁布弘治皇帝大诏。

在大诏中，冉智定下了他弘治朝的执政方略。既轻徭薄赋。

农税在三十税一的基础上，不需要承担兵役之外的任何徭役。军恤田、军职田都不需要按照三十税一的税率纳税。

冉智就是用这道政策争取民心，至于国库够不够用的问题，则不在冉智的暂时考虑之内了。反正他拥有王成这个钱袋子，可以不用担心钱不够用的问题。

冉智的生活其实和冉闵一样，依然十分简单。和这个时期士族贵族的奢华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冉智为了起到更好的带头作用，第一步就下令削减皇宫用度，裁撤不必要的机构，开革一千五百余名宫娥和宦官，差点把整个皇宫给清空了。

不仅如此，冉智还规定皇宫之内的建筑、宫室、不得雕梁画栋，车驾、服饰尽量简洁，不得无故浪费。

其实冉智这么做只是学习汉文帝。

史記孝文本紀：“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今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後漢書輿服志上：“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

冉智更下诏兴修水利，鼓励农桑。其实这也是冉明种下的果。

冉明鼓励商业，随着占城国的廉价粮食大量涌入魏国，魏国的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即使河洛地区水灾，这个粮食价格仍没有超过千钱每石，和石虎、惠帝时期只要遇到天灾，粮食价格就高达米斗万钱。

也正是因为这样，粮食价格没有超过百姓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魏国百姓倒没有什么乱子。必竟升斗小民只关心自己的生计，至于谁当皇帝，他们都不怎么关心。因为他们都知道，怎么轮也轮不到他们。

商业兴起，好处显而易见，但是劣势相对而来。很多百姓都不愿意种地了，他们宁愿做工。尽管苦点累点，可是做工旱涝保收，比种地得到的更多。一个壮年劳力工作，就可以满足一家五口人温饱生活。这是种地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魏国的开垦荒地的工作，进展缓慢，相应的，很多熟地也缺乏有效的管理。魏国的粮食生产，只能维持着最低自给风险线上，要想大规模用兵或是承受更大的灾荒的能力非常低。

冉智的这一个政策，其实也和汉文帝的办法有想象，即使不算抄袭，也是效仿。

既制定粮食保护价格，所谓谷贱伤农，要保证农民的收入，提高粮食价格这是必然趋势。以利益驱动农民重视农业生产。

同时，对兴建常平仓，让农民捐献粮食，在灾荒之年放开常平仓进行救济。

事实上，当冉明看到这条政策时，忍不住笑了。

在冉明看来，冉智的用意是好的，只是下面肯定无法执行下去。

粮食储藏其实是有损耗的，这种损耗肯定会落在农民头上。如果官员再贪污，这个益民政策很可能演变成害民之政。

就像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事实王安石的各种新法都非常有针对性，也是医治北宋时局的良方，然而经是好经，碰到花和尚，就全部都念歪了。

最后一道政策则是官府贷款。

其实这也是冉明的既定政策，冉明的办法是官府作保，并监督华夏钱庄具体执行。这些升斗小民根本没有什么积蓄，特别像河洛地区颗粒无收，房屋被洪水一冲，根本也没有办法住人了。仅仅这一场洪水，让河洛地区十数万户百姓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举债，购买粮食种子和耕具，要么卖地乞食。除非是没有一点办法，这些百姓是不会选择远离故土，乞讨活命的。

可是借贷，在这个时候利息非常高。

通常都是利滚利，比如月息五分，年息就是六十。有的高利贷则是宽厚一点，只滚算本金，有的则更黑，利息加本金，也就是所谓的利滚利。

然而，粮食产能却非常低。

每亩需要播种下去二三十斤种子，却只能收入一石多不足两石，偶尔风调雨顺，勉强过两石。即使最低的六成利息，也是百姓们负担不起的。

如果是沾上了高利贷，那肯定就是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为此冉智还利用王成，严令其华夏商盟以二成利息贷款给那些需要的百姓。

二成利息虽然高，可是比那些高利贷低多了。而且王成这么做，其实赚得更多。他不是直接贷款钱，而是耕具或种子等实物的折价，其实商盟这么以来，赚得也不算少了。

若非冉智这么一搞，也间断打断了冉明对付华夏商盟的计划。冉明有一百种手段让华夏商盟的王成血本无归，也可以让他倾家荡产，只是这样以来，那些贫困百姓不得不卖儿卖女，举家借那种六成以上利率的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