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哧，哐哧，哐哧。’绿皮火车行进的声音像是个干了一辈子苦力活的老头拄着木棒爬坡上山，鞋跟子却离开了脚后跟塌拉着，一个声音来自摩擦地面，一个声音来自喘息。倒也没错，这时的火车却是在爬坡，它正在慢慢悠悠地离开三江省，开往北方。三江省绝大部分地区处于西南盆地之中，地势低洼，万水交汇。其中最大的三条江，至江，肆江与行江在中心处合而为一，形成了一处巨大的三角形地势较为平缓的地区，三江省的绝大多数人口便生活在此处。从古至今，这片奇特的三角土地上奇人异士辈出，又随着三江合一的滔滔水流奔往全国各地，直至融入大海。因为地势的原因，所以离开的路开始这段，自然也就是爬坡。再往北一些，进入一望无际的平原，火车轮就会发出人们熟知的‘嗒哒，嗒哒’了。
火车上的软卧包厢，四张床分别属于李文波一家四口，但他们并没有分别睡在上边。妻子刘红坐在左侧下铺床边轻轻拍着熟睡的小儿子，李文波则靠在对面的小梯子上休息。若不是看行李中铺盖凉席枕巾都都带上了，或许外人还以为这家人还挺有钱的，竟然包下了一厢软卧。实际上是李文波带着老婆孩子要去换个城市讨生活，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关川市。那时绿皮火车从三江省到关川市所在的阳川省要将近四十个小时，李文波和妻子刘红商量决定买张软卧票给两个孩子挤挤睡。他们就来两张能上车的硬座，轮流休息着照顾孩子就好了。不过，他们是非常幸运的，所在的这间包厢另外三张软卧都没卖出去，于是这家人就以一张票的价格包下了四张床。除了偶尔巡过来的列车员需要陪陪笑脸，动身子走走，但这仍然是非常幸运的。刘红时不时的还会唠叨两句：“你就在床边坐坐，别动人家被褥。”李文波知道妻子是担心保不齐哪一站就上来人了，乱了人家床铺就太不礼貌了。所幸的是，一直到到达关川市，没有一个人来。李文波不止一次的窃喜，不仅仅是可以好好休息，这样的事让他觉得是个好兆头，看来这次一家搬到关川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关川市是一个的很有意思的‘新城市’，不管后来怎么样，当时这座城市确实‘有趣’而且‘新’。整个中部平原，有将近一半的土地都属于阳川省。在阳川省的北侧是从高原发始，向东奔腾而下的大河，西侧则是绵延万里一路向南的山脉。阳川省就在这山河怀抱之中，俯瞰整个东南。临近西北角的地方，就是关川市所在了。这里原来是两个县，关县与平川县。关县是山脉之关，山体行至此处不再向前，这里多有丘陵，仿佛是大山到平原的过渡区域。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也在地理气候差别的冲击之下多了些感悟，自古就以才子圣贤出名，对一个人才华的赞扬就是‘出关之才’。但现在的社会让这个‘才子产出地’的人们不太适应。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愿意献出身体从事劳苦的工作，也不愿意献出脑子思考商贾之术。宁愿守着不知哪年获得的牌匾下的破房子。有人称之为气节，有人说他们是臭屁，当然后者占大多数。而且这后者很多都是他们的邻居——平川县的人。关县与平川县以一条数十米宽的公河为界，河上两座一新一旧的桥。新桥本来名叫新公桥，后来人们戏论这‘公’哪能有新旧的区别？便改名成了大公桥，这原来是旧桥的名字。旧桥没了名字，现在人们都只是叫它老桥了，总不能叫‘老公桥’吧？仅仅一河之隔，平川县的人们却是以务实勤奋立身。平坦的土地上，在过去是一茬接一茬作物，慢慢又立起了一座座的工厂。两个县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时间走入现代进程，调了个儿。但谁也想不到的是，清高的关县与富裕的平川县竟然合二为一了，关川市就此成立。
而两县合并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居然被历史和市场轻松化解。机敏的老平川人意识到，与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或是辛辛苦苦地在工厂加班加点，都不如开发关县自古就有的一个巨大宝库——文化！就这样，与文化相关的各种商业在关县做背书，平川做投资之下遍地开花。很快，大家都自豪以关川人自居，所有人都从县民变成了市民。更甚者，商贩成了有文化的企业家，‘老古董’成了远近知名艺术家，何乐而不为呢？这次大胆的合并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吸引着各地的人们蜂拥而至，都要在这座新城闯出一片天地。乘着火车举家奔波到此的李文波，亦是如此。
与那些仅凭着一身胆气就来的人不同，李文波已经在关川市当地有认识合作的人，和他认为能保证家人生计的工作了。车窗外的风景持续投影在李文波的眼球上，眼睛的焦点在无垠的平原上跳跃却没有停落处。不间断的会在土地上出现小片的土包，那是这黄土上的人最后的归宿。生于黄土，养于黄土，归于黄土。他虽然也为这平整的土地感到新奇，却没有在脑海中留下任何痕迹。火车正在快速的靠近关川市，李文波的思绪却慢慢回到了家乡，像是告别一样。李文波自幼生长在一个叫做望德的小镇。望德镇背靠大山，前临墨湖，要说本是风水好处，却是交通闭塞，气候湿热。不过事物总是有阴阳两面，优劣各得，望德镇的粘土，水质和气候却成了制造顶级白瓷得天独厚的条件。
整个望德镇家家烧瓷，李文波的父亲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是他却独爱绘画，没有承接父亲的手艺，这一选择在他年少时期制造了无数的父子之间的矛盾。李父做的瓷瓶薄如蝉翼，倒地弹而不碎，透过阳光有金芒散射而出，他做的瓷器都能卖的比乡亲们高不少，但赚的钱相比那些瓷器以后再经过的手，却是寥寥无几。在李文波成家没多久，李父突发疾病辞世，家里就断了来钱的门路。李文波到处推销自己的画，最经常听见的却是：“你能不能烧出像你爸那样的瓷器？”。他也清楚自己虽然画工不错，但比不了大师的名气和高度，也比不过印刷的效率和便宜。画画这一爱好，若不是当年李文波爷爷的支持，怕也难坚持下来。婚后四年，妻子刘红为这个家庭生了两个相差三岁儿子。李文波给他们取名李嵩和李阳，爷爷曾经说过他们祖上来自一个叫嵩阳的地方，饥荒逃难到三江省的时候爷爷还小，最后记忆中也仅存了嵩阳二字。给儿子取名的时候还想着含义，到孙子这辈却奔着回不去的家乡了。
非常不稳定的收入和一家人的花销，三四年时间就掏空了李家的积蓄，就在李文波感觉到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却带来了一个客人——王与。王与言语极少，李文波却能从朋友的话语中感觉到他的能力与手段绝非常人。朋友介绍完李文波之后就转身离场，王与点上根烟后，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个纸夹和一个信封放在桌上，道：“李先生，这里有您家将近半年的生活费，谈笔生意。”自那以后，王与会时不时安排人拿来一个新的纸夹和一沓现金，约定好时间再来取画。到李文波决定前往关川市，二人的合作已经六年了。六年之间，他们没有再见过一次面。
李文波和刘红的孩子们在这些年都长大了，二人时常感叹他们仿佛是悄悄长大的。李嵩出生的时候夫妻二人的那种喜悦仿佛就在几天前，一转眼他就已经十岁了，就连李阳都快七岁了。关川市蓬勃发展的态势时不时的传进李文波的耳中，他虽然对东家王与了解甚少，但也能知晓王与在关川颇有人脉。于是李文波两次表示想要搬家过来，最起码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怎么着也比在望德镇要好得多。可毫无意外的是，王与是反对的，他不听李文波的解释和请求，只是冷淡的说：“不行。”再到后来，当年的介绍人给孙女办满月，酒后多说几句让李文波了解到原来王与的事业已经发展的非常壮大，自己心存感激的酬劳也不过是他赚钱的零头，他仿佛走在了父亲的老路上。人一眼红，想法就正确不了了。李文波寻思，他王与就算不同意，自己也要去关川。整个关川市又不会只有王与一人做书画生意，凭自己的手艺，即使没有王与，也能在关川站住脚。
下了火车之后，李文波一家先在旅馆里住了一天，也就是这一天时间李文波就找好了长租的房子。这小出租房布局简单，就是个稍大一点的一居室改造了下。从楼内侧半开放的走廊打开门就是厨房还放有一张小餐桌，桌子靠的右侧墙后是卫生间。再往里是被两堵四五公分厚的夹层木板隔成了的两间卧室，要去里边必须要经过中间的卧室，对于这家人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夫妻二人决定让两个孩子住在最里边，那间有窗户通风照明都好很多。事情顺利的超乎预期，把家人安顿好后，尽快给孩子学校安排一下，就一切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