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都是人写的，有的史官良心未泯，只是略带倾向；

有的为了利益故意抹黑；

有的统治者不要脸，对前朝进行全面抹黑。

嗯，清朝，说的就是你们，修个明史都能修100年，而且将许多原始资料焚毁，你以为后人都是傻子？

连历史都不敢承认，还不要脸的自夸什么康乾盛世、十全老人，提起来就反胃。】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坐在龙椅上表情淡然，殿中却一片死寂，近段时间来，皇帝虽温和许多，但依旧无人敢去触龙须。

“徐达，军队训练的如何了，除了倭国外，这关外的女真咱也决不放过。”良久后，朱元璋低沉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

徐达双拳紧握，声音低沉而浑厚：“上位，军队已经开始加强训练，待明年春暖花开，臣定将那倭国和女真扫灭，请上位放心。”

依旧盯着天幕，朱元璋淡淡道：“嗯！常遇春回来后你们一起商量，朕不希望这两个地方有活人留下。”

语气依旧淡淡，让人听不出喜怒，但群臣感到刺骨寒风透彻心扉。

【

他是一个昏君，但一定不是暴君。

《史记》中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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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双全、自信、施行严厉法律措施、任用诸侯、有分寸知进退的统治者。

他有没有缺点呢？

当然也是有的，小缺点来说他爱喝酒，爱美女，爱宝物，爱享乐，这些也都是人之常情吧？

一个集天下大权的男人难道还必须得清心寡欲吗？

之前就说过，我们后世从不以私德来评判古代帝王，毕竟像始皇帝嬴政这样的事业狂魔，对女人、玩乐毫无兴趣，甚至从不杀功臣的帝王实在太少，当然吃丹药这个梗有点难评哈。】

嬴政一个趔趄，差点闪了腰，‘这个秦姑娘，夸朕就好好夸，怎么就和吃丹药过不去呢。’

【如果要说他人格上有什么大的缺点，那就过度自信而导致的自负，以至于他难以虚心接受意见。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启是商朝帝乙的长子，也是纣王的庶兄。

微子屡次进谏，劝阻纣王不要实施暴政，但是纣王就是不听。

此时西伯侯姬昌不断修德建功，灭了陇国。

纣王的大臣祖伊，忧祸患将至，把此事告诉了纣王，纣王却说：“我生于世上，不是有天命在吗？西伯昌虽强盛，又能把我怎么样？”

微子料定纣王再也听不进去劝谏，于是逃离商都朝歌。

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

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

剖比干，观其心。

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

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虽然有些自负，但是和暴君还差得远，那抹黑他的又是何人？

其中冲锋在抹黑帝辛最前面的肯定是周人。

在古文献中，商人再怎么骂帝辛，都没有说过一句帝辛残暴。

说帝辛残暴的是周人，而且是在周人发动战争叛乱时说的。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

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想报仇雪恨。

然而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

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其次就是叛徒、内奸。

叛徒内奸可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神棍：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

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

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

“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绝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的“内奸”。】

孔夫子苦笑，看来有些东西必须要改变了，自己认知还是流于表面，就像秦姑娘说的‘时代局限性’。

招招手唤仆人过来：”去召集所有弟子前来，就说一起商讨学问。“

【最后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

祖甲的礼制改革，废除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

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

但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实在过于强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

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

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

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

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

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

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

对商灭亡的研究是不足，而把问题都集中到帝辛一个人的身上去讨论，是非常有失公允的做法。

实际上王权是一种体制，而不是王的个人意志。

商的灭亡，更多的是国家体制的问题，面对这种体制问题，帝辛也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措施。

包括变更用人制度，加强对外服的控制，进行经济改革，推行法律改革，祭祀改革。

但正是这种改革制度触及到了王公贵族的利益，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在解决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

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

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

与其说帝辛是一个残暴的亡国之君，不如说他是一个改革体制下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