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宋皇帝赵构即位以来，宋廷每年都派遣使者去金廷求和示好，金人六七年都没有回应了。现在金人看到岳飞大军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非常担心。于是就在绍兴三年冬十一月，金都元帅宗翰才开始派遣安州团练使李永寿、职方郎中王翊等九人前来宋廷回话。

由于这时宋皇帝赵构已经建都临安，基本稳定下来。因此他让群臣严格按照“天子威严”的模式接待金使李永寿、王翊。会见过程中，宋廷让宰执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尚书胡松年、代理吏部侍郎王伦立于东朵殿，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带御器械刘光烈、韩世良立于殿西壁，武将张俊等人全部裹巾、戎服、佩剑，全副武装严肃穆立。李永寿等先进书于殿下，见毕升殿，传语馆伴使副赵子昼、杨应诚同上国书。这次函装书信的匣子都是由朝廷自造的，币帛亦提前准备好的。金人使者李永寿请求返还刘豫的俘虏以及西北士民之在西南的人，而且要求隔画长江以北给予刘豫。宋廷以“事后由诏命大臣商议此事”为由，没有立即答应金人的要求。接见完毕后，宋廷命客省官赐酒食于殿门外，告辞之时也像当初接待的礼仪那样。金使者的随从者有七人，也允许他们来到殿门跟前，赏赐给他们翊金丝帛都和永寿年间的数额一样。

宋廷也派遣龙图阁学士、枢密都承旨章谊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前去问安，要求归还两宫及河南等地，命右文殿修撰王伦作书于金都元帅宗翰所亲信的心腹大臣耶律绍文、高庆裔，并且把《资治通鉴》、木棉、虔布、龙凤茶送给他们。

临别之际，又赏赐给金人李永寿、王翊鞍马器币及其属银帛等物品。

殿中侍御史常同上奏说：“如果我们振奋国威，那么是和、是战的主动权就在我；若一味地议和，那么是和、是战的主动权就在对方手里。靖康年间以来，这些道理已经反复被验证了，现在可为鉴戒啊。”宋帝赵构就从容地说道：“如今养兵已二十多万了。”同一天，皇上又说：“朕还未听说有二十万兵而畏惧别人的。”

听了宋帝赵构的这番表述，一些政治精明的大臣就完全理解了宋帝赵构“不战、不和、不统”的内心宗旨了。

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右迪功郎、新监广州寘口场盐税吴伸再上书指责军队腐败问题，并奏请讨伐刘豫，他说：“今天把全部兵权交付的，不过二三个人，这是道家所忌讳的事情，就是害怕出现赵括这样一类纸上谈兵的人；也有战胜敌人而骄傲的，就是类似武安君白起这样功高震主的人。”

他又说：“古人说军队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将军和执宰要同心协力。而今陛下将士虽然众多，谁能达到廉颇、蔺相如那样将相和的境界呢？如今将帅的贤愚情况，不用问卜就可以知道了。今天的主将，无非是一些营私背公、蠹国害民之徒，他们善于进行商品交易，擅长在市场上进行估价评估；他们所至州郡，就贪恣无厌索求，民力为之耗减；他们广收无用之兵来要求朝廷增加他们的粮食，这样税赋来源减少了，粮食消耗增加了，这些都是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的事情。今天国家所依赖的，只知有西北秦地的士兵，不知有东南之士兵。又况且诸军无非是些溃亡之徒，他们抓获的仆人、妇女很多，金钱丝帛也很丰富，边境暂时安宁，他们就偷安享受国家廪食；可是一旦面临敌人进攻，就会首先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他们怎么能不溃亡呢！这些士卒是否能战斗，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现今重兵都在江南，而轻兵独在淮右，万一敌人掠我淮甸，对垒江旁，纵使他们没有南渡，两军相持，积以岁月，肯定会有存亡之争。金人虽然看起来强大，其实不足为虑；刘豫虽然看起来微弱，其实祸害可为忧虑。臣以为应当先擒获刘豫，那么金人就自行稳定了。金人反覆多次，陛下知道得很详细了；他们今又割据中原以给刘豫，是并吞我们计谋的前兆，而危亡之祸马上就要到来了，怎么能不早早防备呢！最近刘豫的使者将要过来了，咱们不要中辍阻止他，万一他们有所需求，臣愿陛下表面上先答应他们，私下里赶紧做好准备，等到他们回去复命的时候，他们不再怀疑，由圣上带领大军一怒亲征，那么刘豫就可以被擒获了。”这份奏章确实针砭时弊，但是由于打击面太广，宋帝赵构也不敢贸然采取措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却说宋廷上百年来养成的文人鄙视武将的传统，很难短期内改变。即便是在这样内焦外困的情况下，文臣们想得最多的，不是去抗金、抗辽、绞杀劫匪，而是怎么贬低武将，削弱他们的权力、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

宋皇帝赵构十分英明，他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于是他告诫辅臣说：“一些大臣多数议论说，诸位大将不宜再增加兵力。过去汉高祖平定天下，诸将兵士达到十几万人，而大臣未尝以为怀疑，因此才能取得成功。而今刘光世、韩世忠兵士才各有五万多人，张俊不满三万多人，一些朝廷大臣却担心他们兵力太多，这是他们不知时宜啊。”席益上奏说：“正方用兵之时，驾御诸将应当如汉高祖那样，放心给他们兵权；削平敌人之后，对待功臣应当像汉光武帝那样，不让他们掌握兵权，而让文臣替代他们。”

可惜的是，许多人对宋皇帝赵构的政治纲领把握很不到位。宋皇帝赵构认为，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保持现状、保持现状。即“坚决英勇抵抗金人入侵；坚决不许主动攻击金人地区；有限度地攻击伪齐刘豫；迅速彻底消灭国内叛军；采取灵活手段招安盗贼；尽力和金国分庭抗礼；确保现状五十年之内保持不变。”

正是在这种政策总方针的指导下，宋朝廷对金人采取了打打谈谈的不连续政策。金人也抓住了宋廷的软肋，打着和谈的旗号，不断攻城掠地，勒索财富地盘。

话分两头，事归一面。

绍兴四年（1134年）春二月，知枢密院事张浚回到了朝廷临安。秦桧知道张浚年轻有为，能谋善断，害怕他成为宰相，于是就指使常同、辛炳等人疯狂弹劾他，阻止他回到朝廷。

张浚自己也知道许多大臣、将军对他很不满，来到严州附近的新城时，他就上疏申请引咎辞职。

殿中侍御史常同听说张浚马上回到朝廷，就上奏弹劾他说：“张浚五年时间一直在朝廷外面，误国罪状不是一条两条的事情。他起用李允文、王以宁、傅雱等人，成为了荆湖地区的祸害；而曲端、赵哲等忠良大将，皆含冤被屈，不得其死。张浚自己以至于擅造度牒，贩卖僧侣；自铸印记，赐赦减降，出给封赠、磨勘绫纸，他的所有这些行为，都有不甘作为人臣的迹象。后来他被召回，就全部掠取公私之财，挑选精兵自卫出蜀，他在担心什么呢？像他这种行为，就是用斧钺把他砍成肉泥、炼成油膏，都不足以谢宗庙社稷。希望朝廷把他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不复用他，那么陕右之地，不用派遣军队而自然就恢复了。”

侍御史辛炳一向对张浚有意见，也趁机弹劾张浚说他有十三条大罪：“宋、金富平之战，赵哲转战拼命，势力不敌而溃逃，张浚于是诛杀赵哲，导致他的部下怀怨反叛。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

张浚又轻信王庶的一面之词，枉杀曲端于狱中，曲端的部曲又都反叛而去，他们其后日夜攻打川口，公开行文向张浚索求曲端。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

和尚原之战，王万年的功劳最多，张浚却抑制他不给朝廷上报。王万年因此怨愤叛乱而去，与赵哲、曲端的溃兵散卒纠合在一起，骚扰攻打川口附近，金人刚好因此利用他们作为向导了。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

张浚又利用赵开营私财利，推行榷茶盐及隔槽酒法，苛捐杂税特别厉害，导致人心怨恨，西蜀之地如果没有灭亡已经是万幸了。这是他的第四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