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诸葛亮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追封为武兴王。
诸葛亮出生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七月二十三日。这不是一个好时代,这是一个外戚与宦官斗争激烈、我国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动乱时代。
诸葛亮出身于一个低级别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诸葛珪当过太山郡(治所在奉高,今山东泰安市东北)郡丞,主要工作是协助郡太守掌管郡内行政、司法,相当于今天地级市市政府副市长兼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往上看两百年,诸葛亮的祖辈也算不上世家望族,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是诸葛丰的后代。诸葛丰,字少季,在西汉元帝时担任司隶校尉,相当于今天首都地区纪高官,以刚直著称于世,因弹劾宠臣许章,检举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先后被汉元帝刘爽降级、削职为民,算是唯一被载入史书的先祖(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诸葛亮的童年是不幸的,在诸葛亮两岁左右时,他的母亲章氏去世了;在诸葛亮八岁那年,他的父亲诸葛珪因病去世了。这时,诸葛亮排行老四,上边有一个大哥(诸葛瑾)和两个姐姐,下边还有一个弟弟(诸葛均),家庭困难,不要说兴复汉室、兼济天下,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投靠叔父诸葛玄。
然而诸葛玄的工作并不顺利,一开始投靠了袁术,在原豫章太守周术病亡后,袁术表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相当于今天南昌市长。不过,朝廷很快另派朱皓为豫章太守,诸葛玄椅子还没坐热,就得再次找工作。因为与荆州牧刘表有旧交,诸葛玄前往荆州(治所襄阳)投靠刘表。
通过诸葛玄工作的不稳定,也不难想象诸葛亮及其姐弟的生活一定充满了漂泊艰辛。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北方而言,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生机勃勃、太平稳定,堪称东汉乱世中的一片乐土。诸葛玄到达襄阳后,虽并未得到刘表的重用,但良好的社会环境起码保障诸葛亮过上了安定的耕读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诸葛亮的老家徐州原本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四月,曹操讨伐徐州牧陶谦,导致徐州一带遭受战乱,目力所及,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诸葛玄不得不带着诸葛亮及其姐弟几人背井离乡,流亡南方,躲避战乱。这群从北方而来的士人,也获得了一个称呼——“流亡北士”。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在这群“南漂”大军中,于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襄阳迎来了一位新市民——诸葛亮。这一年,诸葛亮十四岁。
其实,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从徐州如何到达荆州的,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诸葛亮是从徐州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再到荆州襄阳的。主要依据为: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叔父诸葛玄被袁术推荐去担任豫章太守,诸葛玄就带着诸葛亮及诸葛亮弟弟诸葛均前去上任(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另一种说法认为,诸葛亮是从徐州直接到荆州襄阳的。主要依据是: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认为诸葛玄与刘表是同乡,素有旧友关系;而袁术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县西北)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地主家庭,诸葛玄在琅邪未做什么官,他们素不相识。除《三国志·诸葛亮传》有关于诸葛玄前去豫章上任的记载外,袁术任命的其他人员,都可以在《三国志·吴志》上找到,唯独找不到表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一事。所以,裴松之认为诸葛玄压根没有前去豫章赴任,而是带着诸葛亮从徐州直接到荆州襄阳的。
这两种说法,区别是有没有去豫章,相同是最终都来了荆州。
荆州治所在襄阳,襄阳自古南船北马、商贾云集,加之衣冠南渡、人才云集,诸葛亮享受了短暂的安宁生活。不过好景不长,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叔父诸葛玄便病逝了。这一年,诸葛亮十七岁。
诸葛亮知道,城里尽管生活、学习更加方便,但是肯定住不成了,因为负担不起。于是,诸葛亮选择到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开始耕读生活。
此时的诸葛亮一定不会想到,他将在这里渡过十年的耕读生活,直至出山辅佐刘备。这十年,对于诸葛亮来说,既是耕种学习的十年(诸葛亮自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也是等待明君的十年(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春秋时期法家先驱,齐桓公的宰相,厉行法治、实行耕战,使齐国最先强大起来。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大将,率军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实力较弱的燕国敢于对抗强大的齐国,取得重大军事胜利)。
那么,问题来了,荆州的治所在襄阳,为何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却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呢?是诸葛亮搞错了,还是史志记错了?诸葛亮躬耕地到底在哪里?
关于诸葛亮躬耕之地,学界有不同声音,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即“襄阳说”和“南阳说”。
我们先看看“南阳说”。
持“南阳说”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认为诸葛亮的亲朋好友在哪里,与其在哪里躬耕并无关系。即承认诸葛亮确实有一大堆的亲朋好友在襄阳,但并不意味着诸葛亮就得在襄阳躬耕。代表人物有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崇岳,其在《诸葛亮躬耕地考辨》阐述了此观点。
二是现如今的襄阳隆中在汉水以南,而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不管辖隆中,且诸葛亮明确说了“躬耕于南阳”,隆中不属于南阳郡,所以,“隆中说”不对。代表人物有南阳诸葛亮研究会顾问、南阳市文化局原副局长王建中,其在《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详述了此观点。
三是襄阳隆中没有大片沃土,而南阳有大片沃土,所以南阳才是诸葛亮的最佳躬耕之地。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赵长征,其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之考辨》叙述了此观点。
四是如果诸葛亮在襄阳隆中隐居,屯兵新野的刘备不便“三顾茅庐”,所以诸葛亮应该在南阳躬耕。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赵长征,其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之考辨》叙述了此观点。
五是诸葛亮先在襄阳隐居,后移居南阳,并在南阳躬耕的。或者说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家、故宅,而非躬耕地。此观点认为,隐居地(或家)和躬耕地,是分开的,且诸葛亮躬耕地是位于现如今南阳的。因为大量的唐诗宋词都是这么说的。比如,诗仙李白曾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写下“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千古名篇《陋室铭》写下“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的名句。代表人物有南阳市委党校王成功,其在《论诸葛亮躬耕地、三顾处与草庐对辨考》表达了此观点。从此文标题不难看出,王成功老师准备以一文,彻底否定“躬耕隆中”“三顾茅庐”“隆中对”三件事。
持“襄阳说”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从正史记载看,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历史资料充分,可信度高。
二是从地望辨析看,在先秦两汉至南朝宋齐时期,邓县在今襄阳市北郊邓城遗址。古邓县跨汉水,辖隆中。
三是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看,宛县在曹操统治区域,荆州治所襄阳相对安宁,应该在邓县隆中,而不在宛县。
四是从历史地域概念看,“宛”与“南阳”在东汉末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地域概念。“宛”指南阳郡治宛县;而“南阳”是郡名,指南阳郡。当时的隆中,虽然距离襄阳很近,但由于“襄阳无西”(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在其所著的《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二·襄阳县·万山》中指出:“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却隶属南阳郡邓县管辖。
五是从诸葛亮早年活动轨迹及社会关系看,诸葛亮的亲戚、好友都住在襄阳,没有一人居住在南阳宛县。
综上,持“襄阳说”的,认为:诸葛亮躬耕地位于东汉末年南阳郡邓县隆中,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隆中。
支持“襄阳说”观点的代表人物和论文综述众多,亦为学界主流观点,呈压倒性态势。这里仅列举部分,以供查阅。如:
1964年,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为襄阳隆中题词“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生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若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此外,还专门为诸葛亮的草庐题写一副对联“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甫吟”,横批“诸葛草庐”。郭沫若先生为南阳卧龙岗题写了“武侯祠”。从郭沫若先生的题词,不难看出,郭沫若认为襄阳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地,南阳武侯祠为纪念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