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词措，是不是听起来只是不痛不痒的简单分歧？是不是只要能够好好发展，就并不是大问题？”毕文谦轻轻叹息道，“然而，在具体确定的时间点上，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源总量是确定的。特别是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时期，资源的分配侧重必然是此消彼长，甚至就是要命的问题。注意，这里我说的资源，不仅仅是物质资源，而所有的社会资源。无论选择了哪一个方向，都必然会在另一边付出代价。”

“就像我以前就说过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追求普及全民精英教育，发展生产力。如果侧重优先发展社会科学，那就必然会着重调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这必然会损害现有社会制度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而他们又集中掌握着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更先进的科技水平。也许那些人中，有部分人拥有着长远的眼界和高尚的操守，能够为了远期的大局利益而放弃个人的短期利益，但作为一个群体，其平均素质显然不可能有着如此高的境界。走这样的道路，或轻或重地，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内牺牲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

“如果反过来，选择的道路是侧重优先发展自然科学，那就意味着把本就分配不算公平的社会资源更加集中在掌握着更多教育资源和更先进的科技水平的精英群体手中。这显然会在短期内大大加快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而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迅速走向固化，以更快的速度发酵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阶级。”

“极端一点儿地说，”毕文谦又一次伸出左手，“这条路走到极端，直接的体现就是片面强调精神原子弹的作用，甚至不惜酿成已有社会资源的损失，将既得利益群体逼向绝路。”缩回左手，伸出右手，“而这条路走到极端，直接的体现就是彻底放弃独立自主的道路，形成买不如租的买办阶级，甚至沦为外敌的殖民地。”

“在理论上，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两边走过度了，都不好，走中间才最平衡稳妥。但在现实中，我们正走在路上，而非回头看历史，最正中的那条线在哪里？没人能精确断言。所以，即使排除那些别有用心扣帽子的情况，人们也只能通过相互的比较来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地排列。而且，也许不少人喜欢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排列，但对于有历史责任的执政者来说，更重要的，却是能力有10分能力的人，无论是走8左2右还是2左8右的道路，都绝对比只有2分能力坚持走1左1右的人更强，而且是强得多。”

“我们可以结合近在眼前的历史，如许多人亲身经历的，极为侧重于发展社会科学的时候酿成过多少损失。可如果用事实说话，用统计数据说话，我们国家在终止了那样的道路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最近10年科技发展的成果，相比更早十年的时期的科技发展的成果，究竟是过之？还是不及？”毕文谦注视着黎华发白的脸，没有停顿，“在扯道路问题之前，这首先是一个能力问题！如我之前就说过的，78年去西欧国家的考察团，回国之后结论误判，是一个能力问题之后干部年轻化提拔的那些负责一线工作的人，83年搞出了价格双轨制，86年搞出了厂长负责制，渐渐搞出了官倒，搞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这更是一个能力问题！”

“这一切，最终爆发成了今年，88年价格闯关的险峻。”毕文谦稳了稳情绪，无奈的长叹道，“黎华，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正确的道路，正如我们相知以来一路的实践。可实事求是地说，因为一线工作者的能力问题，导致而今这十年的诸多大问题，我们真的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人民，我们这十年走对了吗？我们真的可以信心满满地认为群众，对国家更有信心了吗？”

“也许小肚鸡肠的人会因为对手犯蠢而暗生喜悦，但心怀大局的人却只会为那些亲痛仇快的愚蠢而愤怒。”毕文谦哼了一声，重新拿起了玻璃杯，“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发言不得要领，被区区一个记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误邦乱国，又一个毫无自知之明。黎华，记住，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无论你将来会肩负怎样的责任，你都不要如此傲慢，不要犯如此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