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年份,而我的人生也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转折。
河汊乡的工业发展正处于整顿清理的关键时期,全县大干工业的通案工作会议即将召开。
余书记让我代表他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汇报情况,提交方案。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心里直打鼓,觉得由我去汇报方案不太合适。于是,我请示余书记能否让方乡长带队参加,我带上方案一同前往,由我提供材料,正职汇报更能显示对会议的重视。
余书记却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嫌官小了吗?没关系,让你出去锻炼锻炼,见见大干部。怕什么,你就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说,把领导讲话精神带回来就行。”
我见无法推辞,便询问了通案时间。余书记说:“下午四点半钟到会场不迟,因为他们是一家一家过堂的,早去了也没用。”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下午四点钟到达了会场。
会场设在县政府的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排列整齐的桌椅上,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感觉。
我走进会议室,目光所及之处,各个乡镇都是党委书记亲自前来通方案。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涌上心头。
我在心里暗暗思忖:为何偏偏是我来汇报呢?我这么年轻,又只是个副主任,在这样的场合,真的能胜任吗?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轮到河汊时,新来的邓成和县长目光落在我身上,问道:“你在乡里做什么呀?”我赶忙回答:“报告县长,我叫甄皓,是河汊乡经委分管工业的副主任。”县长微微点头,“噢!那你开始吧!”
那时我才 26 岁,又是新进班子的,会场上的大多数人都对我感到陌生。我开始汇报时,下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议论声,那声音就像一群小麻雀在耳边叽叽喳喳,让我更加紧张。
我只能尽量提高嗓门,放慢速度,逐字逐句地讲读,同时在心里做好准备,随时回答领导们可能提出的疑问。
当我汇报到过去的亏损情况,提及砖瓦厂亏损 22 万元时,邓县长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气愤地打断我:“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叫你们余登科书记来,并请你告诉他,就说我邓成和讲的:
河汊工业全县最差;
河汊工业全县亏损最多;
河汊砖瓦厂在全县砖瓦行业亏损最多;
河汊党委对工业最不重视;
河汊工业最没有希望。”
这一连串的“最”字如同五记重锤,砸得我有些发懵。说完后,他又厉声对我说:“你回去必须原原本本地将我的话告诉余登科,不得有误。”
在场的其他乡镇党委书记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只觉得自己像个被展览的小丑,懦弱得说不出话来。
我正想坐下,邓县长手一挥,大声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去。”
我往外一看,天色已大黑。邓县长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为难,缓声说道:“你先到招待所住下,明天一早回去吧。”
我犹豫了一下,心中却满是焦虑与不安。我想,我必须尽快把这个情况告诉余书记,不能耽搁。
于是,我没有听从去招待所的安排,而是毅然决然地骑上自行车,向着河汊飞奔而去。
往日白天骑车经过泗洲湖堤密林深处时,我都会心生胆怯,可今天,前方是黑洞洞的一片,我却毫无惧色。一路上,风在耳边呼啸,仿佛在为我鼓劲儿。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会议上的场景,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懊悔。
我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如果我能更机智一些,是不是就不会让河汊乡陷入这样的困境?
我只顾拼命蹬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余书记。
等到了河汊,全身已汗如雨下,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我却顾不上疲惫,直奔余书记的办公室。
我如实地向余书记汇报了情况,余书记沉默了许久,他的脸色阴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他微微皱着眉头,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无奈。他缓缓地叹了口气,只说了句:“你先去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