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报作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报纸，每年都吸引众多新闻、中文等专业的大学生来实习。他们在实习期间努力学习和实践，在报社记者、编辑指导下完成毕业实习，为成为记者、编辑奠定基础。

非凡承担着带实习生的职责，带过好几批实习生，不过担任指导教师的只有阳玲和邓飞两人。

阳玲是95级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本科专业学生，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在女报实习，非凡担任其指导教师。

她是个漂亮女孩，虽是家中独女，但性格独立、通情达理，常念父母不易，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报社将阳玲分配给非凡时，非凡起初担心她徒有其表，不久后却很欣赏她，认为她是可塑之才。

阳玲勤奋好学，擅长从新闻发布会中挖掘新闻热点。90年代是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关键期，大批老旧企业职工下岗。一次，阳玲陪非凡参加企业改制新闻发布会，提议做下岗职工相关问题探讨的系列专题，非凡认可了这个想法。非凡将大量来信交给阳玲，让她从中找线索，很快，《下岗是一种处罚吗》《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下岗职工的娘家》《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怎么办》等一系列文章问世，受到读者欢迎，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

非凡本就擅长“政策导扬”，常带阳玲参加新闻发布会、拜访相关部门，指导她收集和保存法规政策以便使用，希望她将来跑时政线。

毕业后，阳玲进入省广播电台工作。有时非凡会成为阳玲新闻采访的“路人甲”，她还嫌弃非凡的“塑料普通话”。

当时广播在媒体中不温不火，非凡一直担心阳玲难有作为。但没过几年，就在2004年，阳玲单独采写的广播消息《殷殷嘱托，浓浓民情》荣获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广播消息一等奖。再到2012年，她主创的广播新闻访谈《从十八洞村到沙州村》又度荣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中国新闻奖是中宣部批准常设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次，像阳玲这样两次获一等奖的记者，无论是在地方媒体中还是在中央媒体中都极为罕见。

非凡认为：从报道倾向性看，记者可分为两类，一类倾向于报道正面新闻传递正能量的，阳玲属于此类，这也是她能得奖的原因；另一类倾向于揭露社会问题、批判不良现象的，这类记者被称为调查记者，邓飞属于此类，这就是他难能得奖，并且后来离开记者岗位而去做公益的原因。

邓飞是96级湖南大学新闻学本科专业学生，1999年下半年到女报实习。他不是报社分配给非凡的，而是他“求”来的。

1999年7月，一个帅气小伙来到女报编辑部，请求记者带他实习，可大家都已有实习生。阳玲虽已去电台上班，但还有几个实习生跟着非凡。小伙很聪明，打起“乡情牌”，得知非凡是老乡后，他跑到非凡办公桌前，为非凡又是茶杯添水、又是敬烟点火，非凡无法拒绝，向报社报备后收下了他。

谈话中，非凡还发现他叔叔是自己初中同班同学。邓飞热情邀请非凡去他父亲的夜宵摊吃夜宵，说他父母在“堕落街”摆摊。

非凡去过长沙“堕落街”采访，那是条有传奇色彩的小街道。“堕落街”最早叫“牌楼口”，位于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之间，与湘江平行。90年代初，这里只是通向湘江边的路，两边是水沟。1995年起，一些大学生和当地农民在此开设网吧、卡拉OK、录像厅、舞厅、桌球室和餐馆等。1998年，中国青年报驻长沙记者站记者的一篇通讯《湖南大学有条堕落街》让其名声大噪，虽然后来湖南大学与该报社交涉并获道歉，但“堕落街”之名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