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律法，不论是对百姓的，还是对官吏的，统统都没有起到设立之人想要的效果。】

【在武帝后期，反抗的浪潮愈演愈烈，终于形成了巨大的声浪，在河南南阳、在楚地、在燕赵之地，起义军小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攻破城池，杀死官员，就连长安附近都有起义军的活动。】

【当然，彼时的大汉尚处于国力强盛的时期，朝廷的力量依旧稳固，这些起义并没能动摇朝廷和皇帝的统治，但是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并且推动朝廷的政令的尽快转向。】

声音顿了顿，带着几分感慨的补充了一句：

【不过，燕赵之地实在是不愧盛名，慷慨悲歌之士，实在不少。即使过了无数年，即使不是秦汉，这个地方的勇士还是源源不断。】

李渊的眼角抽了抽。

燕赵之地……河北道，那可实在是个难搞的地方。

从秦末时期就是如此，汉朝时期也是这样，到了他的大唐……都过去千年了，那个地方的人还是不能消停一点。

若说是那些燕赵地区的世族地主们为了权力而反抗大唐，不愿意丧失手中的权力也就罢了，大家都是台面上的人，什么事情不能谈一谈？就算谈不拢，那打来打去也就是最后一步。

但问题是那些普通百姓——他们是真的一言不合就要掀桌子！

就不能多考虑一二吗，朝廷也不是什么残暴的朝廷，他这个皇帝同样也不是什么昏庸无道的皇帝——说实话，李渊自认为自己还算是属于体恤民心的好皇帝了。

别的不说，最少他是有脑子的人。有杨广的前车之鉴，他也有脑子，又怎么会搞出什么大事？

想到这里，他不由向一旁的裴寂吐槽道：“燕赵之地太棘手了，即使如今大唐能够让他们安分下来，也不过是暂时的情况……等到日后朝廷稍有动作让他们不顺意，那片地方就又会陷入动荡之中。”

但是，饶是李渊对大唐的未来无比看好，他也不能保证日后的皇帝和朝廷，就一定不会在这片地方出什么岔子——总得给人一点犯错的空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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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眼睛眯了起来。

如今的他尚处于盛年，对于朝堂的掌控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于上面提到的自己搞出来的什么腹诽罪，他也不以为意。

——反正，天下的官员该知道的都知道，又能如何？

但是，对于自己统治后期出现的大量的农民起义，他还是上心了一些。

毕竟，大汉的天下的基石，确实是这些百姓，不论是从人口民力来算，还是从粮草来算，亦或者从赋税收入来算……没有足够的百姓，没有足够的人口，即使朝廷的统治还能够维持，那力量也必然会越来越小。

而会出现这样的起义-贼寇浪潮的原因，即使这东西没有提，他也能够推断出来。

多半是因为自己多次对外举兵，因此对内不断征兵、征收粮草、征发徭役、加高赋税等带来的后果。

当然，或许也有那么一点原因在于自己对于皇陵和宫苑等的修建。

——民力的承受有其极限，这是刘彻非常清楚的地方。因而，他一向都是选择极限地使用民力，尽可能踩到那个民力的最大值而不至于招致反噬。

刘彻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仁君，不论是对官员，还是对百姓，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风格——他就是这样的强硬的最大化使用民力压榨官员的皇帝！

但是，后来爆发了这样的事情……难道是自己玩脱了？那个度没能把握好？

为什么会没有把握好？出现了什么情况，以至于自己要越过那条界线，过度使用民力？

搞清楚这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我们讲回西汉末年的情况。】

【西汉的明确衰败，是从汉元帝开始的。但是问题，早在西汉中期乃至前期就已经出现。】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纵观整个历史，很多时候迫使农民掀起起义的原因，都绕不开丧失土地这一点。哪怕在后来经济发展的王朝，人们除了耕种也还能找到其他生计，但是土地就是农民的根本，也是每一个百姓的根本。】

【西汉的法律之中，禁止官田买卖，但是民田可以自由买卖，并且可以继承。】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规定就成为了权贵之人不断扩大自己土地的重要方法，这造就了两个结果：】

【第一，自然是普通百姓不断丧失土地，乃至彻底失去土地，或是变成佃户，或是变成流民，求生无望，要么就此迈向死路，要么选择揭竿而起，来个最后一搏；】

【第二，就是地方大族的势力不断扩大，地方割据加强，对中央朝廷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削弱了中央朝廷和皇帝的权力，加上他们还千方百计逃脱赋税，这对于皇帝和中央而言，同样不是好事。】

【事实上，武帝后期的农民起义，也有这样的原因。】

【而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大族的影响力，武帝本人就颁布了法令，禁止富商兼并和拥有土地。】

【在当时，鉴于皇帝本人的强硬，以及皇帝本人的威望，加之当时皇帝自身具有的无上权力，这道法令成功颁布，并且执行了下来。】

【由此，民间的问题被短暂的压制住了。】

【而在武帝之后的昭帝和宣帝，本人的能力也没有问题，二者——或者说被授予权力的顾命大臣，均是能够压制住其余大臣和地方大族的人，因而，在这期间，西汉的问题还没有爆发。】

【但宣帝本人在位中后期，却因为个人原因纵容乃至推动了其他势力的发展，他本人在位期间或许还能压制住，可换成元帝，一切就难以控制了。】

汉宣帝的风评，在汉朝之后的唐宋明清时期，并不全然光彩。

两宋时期，一些士人见提到了汉宣帝的功过，只是摇头：“其功也，确实为中兴之主；但其之过何其之大，西汉之亡正由此始。”

他身边的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在他们一群人之中，对于汉宣帝的评价是近似的——汉宣帝的功业确实煌煌，加之彼时西汉的情况，足以证明汉宣帝本人的能力和治国理想。

但是，汉家衰乱，又如何能够脱离得了汉宣帝？

这并不是在指责汉宣帝选择了让汉元帝即位，事实上，选择一个不那么合适的继承人造成的影响都在后面，而汉家的倾颓，在宣帝时期就已经有了苗头，埋下了祸根。

倚重宦官外戚，且放任这两者不断坐大，又奢靡享乐，征发民力和赋税，加之诛杀功臣拒绝谏言……林林总总，这些过错，又怎是中兴之功可以盖过的？

而明清时期，有关汉宣帝的负面评价，内容也变得愈发直接。

如果说唐宋时期，还较为婉转，只是评论汉宣帝之功过行为的话，那么明清时期有关于他的负面评价，内容就直接上升到了心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