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然潘金莲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规定，但这一指控本身又很难成立。因为在宋代，上述禁止火葬的规定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据记载，宋代，河东路百姓因为“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官府也规定，在京城郊坛三里以外，“方得烧人”。

正如小说里提到的，为将丈夫尸体焚化，潘金莲“来到城外化人场上”，这里的“化人场”，应该就是当时官办的焚尸场。这样看来，宋代禁止焚烧尸体的行为，只是一件象征性的、纸面上的法律而已，在民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遵行。

按照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的说法，这是一种“法律自法律，人民自人民”的现象。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状况，武松归家，获知武大死亡的噩耗，质问潘金莲尸体在何处时，潘金莲很坦然地告诉对方已经焚化。而对这一事实，武松并没有对此进行指责。”

当郑逸说到这第三条罪责，很多法律大家都微微动容，尤其是郑逸这一番引经据典，事无巨细，即诠释出当时的宋代法律，又引出当时丧葬的法令，如此详细哪怕是他们这些大律师，大法官估计都够呛！

如果一开始他们认为郑逸不过就是研讨会请来充人数，或者说为研讨会做宣传的，现在如果再这样想，那就真的是太打脸了！

尼玛！

你家做宣传的，拥有如此知识涵养？

这要是谁敢说郑逸是个充人数，他们肯定冲过去跟那个人干架！

额，不对，他们学法的，他们肯定会冲过去起诉那个人！

就在众人被郑逸的知识涵养所震撼的时候，郑逸继续说道：“第四，居丧释服从吉。武大死后，潘金莲浓妆艳抹，继续和西门庆厮混。

根据小说描述，“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原来这婆娘自从药死了武大，那里肯带孝。”

潘金莲的上述表现，严重违背当时的礼法。毕竟，这是在传统社会，男尊女卑是一条人际社会的红线，反映在夫妻关系上，则夫贵妻卑。

按照服制，丈夫死之后，妻子应该为夫服斩衰，也就是麻衣丧服三年，夫丧期间，妻子不能穿华丽的衣服，不能参与娱乐活动，也不能改嫁。

按照《宋刑统·婚律》居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如果在此期间，妻子“闻之匿哀，作乐、释服从吉，改嫁忘忧”，均属背礼违义，为“十恶”之中的“不义”。

反观潘金莲的行为，武大死后，在居夫丧期间，她非但不具有情感上的哀凄，却释服从吉、衣着光鲜，和西门庆纵情声色，显属“不义”之罪。

除上述外，潘金莲还有一项未遂的违法行为，即色（和谐号）诱武松：“那妇人将酥（和谐号）胸微露……脸上堆着笑容，……也有三杯酒落肚，哄动春（和谐号）心，那里按纳得住，只管把闲话来说。……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下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武松擗手夺来，泼在地下……”

从文学的叙事技巧看，这段描写其实是很精彩的：大雪、密室、跳动的炉火，象征了潘金莲热烈而大胆的欲望……咳，有点离题了。”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郑逸则是点到即止，心里边微微思量，确定大家看得是同一部《水浒传》，为何当时他们没有从这部小说里边，看到这般热烈而大胆的场面。

众人心里边琢磨着，看来回去之后，得好好的温习温习一下四大名著！

郑逸则是继续说道：“然而，按照制度，潘金莲的行为显然非常危险。《左传》有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

由于两人在身份关系上属于叔嫂，而叔嫂在服制上属于“小功以上”亲，如果相（和谐号）奸，则为奸非，属于“十恶”中的“内乱”。

据《宋刑统》条：“诸奸从母，祖姑母、从祖伯叔姑母、从父姊妹、从母及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强者绞。”

综上所述，潘金莲自遇西门庆，即坠入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谋害亲夫，色（和谐号）诱夫之兄弟，身兼“恶逆”“不义”等两项“十恶”之罪名，实属罪责深重。

这样分析下来，按照，当时宋代背景，在判决书中评价潘金莲为“奸（和谐号）夫（和谐号）淫（和谐号）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是符合法律正义的。”

台上，

郑逸事无巨细，细数潘金莲所有罪刑！

台下，

众人目瞪口呆，直接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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