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将普鲁士带有宗教色彩的义务教育引向了强调实用知识、重视国家民族和公民道德的国民义务教育正轨上。它产生的思想土壤是启蒙运动后的民族主义和国民教育思潮。直接原因是1806年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带领的军队，不敌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惨败收场。随后于1807年签订的《提尔西特条约》，普鲁士损失了近半领土，原先统治的1000万人，不足500万人居住在普鲁士新的国界内。因为割让出去的省份都是肥沃之地，普鲁士税收急剧下降。1亿巨额赔款以及缩减到4万的军队规模使沦为拿破仑帝国附庸的普鲁士“政治组织完全陷于崩溃”。

那是一个已经失去魔力的旧世界，对试图利用这个千载难逢机会改造普鲁士，拯救德国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文化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个流尽鲜血的国家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去适应时代的新要求，进行自我更新”，从何着手？腓特烈·威廉三世、将军格哈德·沙恩霍斯特、哲学家费希特（他被一些人称为德国国家主义之父）给出的答案是教育。

绘画，描绘1807-1808年间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严密监视下发表告德国民众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

如腓特烈·威廉三世所言，“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沙恩霍斯特也认为，“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1807-1808年间，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严密监视下发表了一系列告德国民众的演讲，大谈特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遥想如果认真贯彻落实教育规划，“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告的人，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了。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了；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为保卫祖国而学；国家有了这样人民武装力量，就将无敌于世界”。

有人描述费希特的讲演使德意志人民“受到了自宗教改革以来从未经受过的震动”，义务教育成为拯救国家于异族统治，无敌于世界的利器。耶拿战后十年间，普鲁士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废止普鲁士农奴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鼓励人民参与政治，唤醒民族主义情感，实施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

威廉·冯·洪堡1809年受命负责“文化和公共教育”部分的改革，在职仅一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教育制度却奠定了普鲁士未来一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就初等教育而言，洪堡推出了两项突出性改革：一、在小学逐步推行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使“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始终完全理解他正在听到的、说的、做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二、发展与此相关的师范教育。

19世纪版画，中坐抱小孩者为著名瑞士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齐，1809年，威廉·冯·洪堡受命在普鲁士推行教育改革，开始在小学推行裴斯泰洛齐教学方法，使“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始终完全理解他正在听到的、说的、做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